很多准妈妈宁愿自己受苦也不吃药。服药对胎儿到底有无影响,这方面的科学证明很难获得,没有孕妇愿意做试验品,但是就有一群勇敢的准妈妈,为了医学研究自愿参与试验,结果发现,孕期吃药自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有的时候也会有好处。
所有孕中准妈妈在迫不得已服药时,耳边都响起这样的警告:从怀孕开始孕妇不应服用任何药物,无论是处方药还是在药店买的成药,因为药物都可能对胎儿构成不可预知的威胁。但是仅在美国,每年就有大约50万怀孕妇女在孕期必须和精神类疾病抗争,其他必须服药的情况还有癌症、自身免疫疾病、流感或者传染性疾病。推而广之,世界各地的孕妇,有相当部分在怀孕期间不能完全避免服药。对于这些不情愿但别无选择的准妈妈来说,服药对母亲的益处和对胎儿的害处之间的权衡已经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多少剂量对于她们才是合适的。怀孕的不同时期,孕妇的新陈代谢程度都在变化,和怀孕前都有很大差别,医生如何根据孕期以及孕妇的个体状况确定药物种类和剂量,成为更受关注的问题。
在孕妇感染炭疽热的情况下,美国妇产科医学会(AmericanCollegeofObstetriciansandGynecologists)推荐的治疗药物是阿莫西林(amoxicillin)。但最近位于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妇产科研究机构指出,对于怀孕妇女几乎不可能给到足够有效的抗生素。因为从怀孕一开始肾脏就加速活动,代谢能力是正常情况的数倍,无论多少剂量的阿莫西林,在其溶解并真正发挥效能之前已通过尿液排出体外了。这种情形就好像在没塞子的情况下试图将浴缸接满水一样,其实是徒劳无功。乔治敦大学的母婴药剂学教授杰森·乌曼斯(JasonUmans)说:“在急症室,你经常能听到医生和护士叫喊‘要优先处理孕妇’,其实他们应该喊‘该如何处理孕妇?’”
为了寻找答案,一群精英研究人员,包括30位医生、伦理学家、科学家和政府官员齐聚在华盛顿,展开了所谓的“第二波临床研究”,就是专门针对孕妇服药的数据进行收集以及研究。“第一波临床研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展开,当时参与研究的还有一些孕中或者准备怀孕的妇女。支持这项研究的包括很多个关心母婴健康的团体,他们希望得知更多有关药物对孕妇影响的信息。
仅在20年前,在医学研究界还有很多团体利用男性作为试验研究对象,然后以此推理女性的反应,这样的研究方法有诸多弊端,用杜克大学产科专家安妮·达普金的话总结说:“只有在研究的时候发现男人长了乳房和子宫,人们才会考虑调整研究对象。”现在,很多制药厂家已经开始专门针对女性进行药效研究,感谢美国国会2003年通过的一项立法,有关儿童的药效研究也允许进行。鉴于此,“第二波临床研究”希望推进美国联邦机构收集更多的有关药物对于孕期妇女健康影响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孕期妇女应当或者通常服用什么药物,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如何,同时也希望能收集更多的孕妇服药后的血样,这是珍贵的研究资料,能帮助今后医生开出更有效的处方。
但只要说起用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就会有一连串的猜疑和反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物伦理研究所(BermanInstituteofBioethics)的主任如斯·费登说:“所有人都会说,上帝啊,竟然用怀孕的妇女和胎儿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的伦理组织都会疯狂挥舞反对旗帜。人们或许觉得,其实医疗机构并不一定要选用这样高难度的‘文本’,因为在健康和医学领域还有很多很多基础性研究等待进行,还有太多‘低端’的空白研究领域。光是这些不易引发争议的‘低端’空白就足够让全球的医疗机构忙碌了。”
这种想法很片面,人们对孕妇总是有一种特殊的关怀精神,正因为如此更不能忽略药物对她们的影响,这种影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负面的,但很多药物对有健康问题的孕妇来说,是必需且有益的。很多长期的慢性病例如抑郁症、糖尿病和高血压病不会因为怀孕就突然消失,另外随着在全球范围内妇女普遍推迟怀孕年龄,很多孕妇还必须和癌症对抗。因此我们毫不吃惊地发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有2/3的孕妇从怀孕初期到生产平均服用至少5种药物。但是,根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规定,只有10多种药物能给孕妇,除了一些基本抗生素之外,这些药物几乎都是和怀孕及生产有关的,例如催产药、无痛分娩时使用的硬膜外注射麻醉剂。于是大多数的孕妇在遇到健康问题时只能面对这样的困境:要么自己忍受病痛,坚决不服用那些对胎儿影响程度未知的药物;要么抱着担忧的心情服药,这种担忧甚至灰暗了整个怀孕过程。更糟糕的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选择服药的孕妇还必须在医生面前签署一份《自愿书》,一旦药物对胎儿产生任何影响,医生就能摆脱相关任何责任,避免可能的诉讼,这样的《自愿书》给孕妇带来的心理压力更是可想而知的。
现年45岁的帕蒂·索娜德尔(PattySosnader)在怀孕第3个月时确诊患有何杰金病,这是一种慢性、无痛的淋巴组织肿瘤,医生建议她做流产手术,但她坚持要生下孩子,为此她必须向医院的“人道委员会”提出申请,而后要进行精神状况评估,确保她是在神志清醒自主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经过一连串审查和检查后,她才能获得治疗必需的药物,其中包括化疗。帕蒂说:“过程非常令人沮丧,虽然我们知道每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事实能支持这样的愿望。”在孕期第35周的时候,医生通过手术将帕蒂的孩子提前取出,为的是避免胎儿在子宫内接受多一轮化学治疗的伤害,如今这个男孩已经上5年级,帕蒂自豪地说:“他和别的孩子看上去没什么两样,喜欢踢足球,是学校曲棍球队的候补队员,他还很喜欢看冒险小说。”而帕蒂自己,今年刚刚庆祝患癌10周年纪念。
和帕蒂的态度极端相反的是一个名叫戴安娜·迈勒(DianeMello)的孕妇,2004年她刚刚怀孕后不久发现自己患上了恶性黑色素瘤,为保证胎儿不受任何影响,她同意手术切除皮肤上的黑色素瘤,但是拒绝接受任何化学治疗,结果这个21岁的年轻妈妈在女儿只有9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黛安娜之所以选择放弃化学治疗是因为当时的医学界对于化疗对胎儿潜在的影响完全没有统计数据,尽管帕蒂的孩子在其子宫已经被化学治疗过很多次,从个案看似乎化疗对孩子的发育没有严重影响。可是没有相关的统计说明综合情况,因为资料非常短缺,大多数孕妇都选择回避化学治疗,或者选择接受流产手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戴安娜在作出决定的时候能有更多专业数据供参考,她的命运或许会改变。
烟、酒、咖啡因等对孕妇的影响已经逐渐明朗化,但是药物的影响始终面临很多研究困难,“第二波临床研究”很清楚对于孕妇进行药理研究好像跨越道德上的雷区,更不用说法律上的,因此他们只能从小处着手,首先研究的是药物在孕妇体内参与血液循环的多少。这项研究要感谢很多出于必需、已经在服药的孕妇,她们自愿参加研究,提供血样。2004年开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在4个城市曾经展开类似研究,但是规模非常有限,这4个城市是得州的加尔维斯敦,宾州的匹兹堡、西雅图还有华盛顿特区。机构在这4个城市的妇产科医生诊所发放传单,希望正在服药的孕妇参与研究,这要求孕妇在孕期的每10周内至少在医院呆12个小时,其间要不间断地接受静脉注射。那些自愿参与这种研究的孕妇,一定是个具有伟大无私精神的人,从2004年至今,只有不到500个孕妇展现这种精神。“第二波临床研究”的行动开始后,在迫切的恳请下陆续有孕妇参与研究。
感谢这些勇敢的孕妇的无私,研究已经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孕期服药的普遍危害性并不像一般设想的那么严重。首先在怀孕的最初4周内,服药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此时胚胎数量非常少,一旦受到有害物的影响细胞损伤难以修复,此时胎儿质量不高,机体不可避免造成自然流产——— 这往往发生在妇女没有发现自己怀孕之前。另外神经性的药物例如止疼药,长期服用对于服药者本身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对胎儿完全没有影响,因此怀孕期间偶尔服用止疼药完全不需要担心。类似的还有安眠药,以前报道过连续服用安眠药的孕妇,孩子出现畸形,但是在怀孕期间如果偶然服用安眠药,并不足以对胎儿构成威胁,关于安眠药和婴儿畸形之间还没有决定性的联系。相比之下孕妇连续3日以上失眠对胎儿的影响更大。一些外用药对孕妇的影响也非常小,最常见的就是缓解肌肉挫伤的止疼药膏和治疗痔疮的药膏,这些药物参与血液循环的机会非常小,孕妇都可以安全使用。孕妇还经常被流感或者其他流行性疾病侵袭,抗生素成为必须服用的药物,此时回避抗生素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因为流感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随后需要更大的治疗手段,而在耳鼻喉出现的感染,恶化后很可能感染脑部致命,尽管抗生素对胚胎发育的影响还完全没有研究结果,但是很多追踪研究显示,剂量不大的温和抗生素,通常在两周之内,对胎儿不会构成明显危害,通过研究自愿参与研究的孕妇的血样,研究人员发现同等剂量的药物在孕妇体内的含量远远比正常人低,这是因为孕妇新陈代谢速度很快,因此相关的影响在人们的推测中或许严重了,但实际上已经被“稀释”了。
另外对于必须接受非安全药物的孕妇,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可以根据妊娠中、晚期做羊水、脐血、B超监测胎儿生长情况,了解胎儿鼻骨长度以及颈项皮肤厚度。这些检查措施能发现胎儿是否异常,若是染色体异常或先天性代谢异常,可以视病情轻重及预后及早终止妊娠或给予宫内治疗。至于怀孕5个月以上,此时胎儿各脏器已经基本发育完全,对药物的敏感性较低,出现明显畸形的几率远远低于母亲在38岁以上怀孕出现畸形的几率。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孕期服药都是一种权衡,如果服药的必需性大于危害性,那么就是有益的。盲目拒绝药物致使孕妇病情加重,这完全是因为理解上存在误区,伤害的不仅是母亲,还可能是胎儿,此时所谓的“保全”反而成了“伤害”。例如,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可导致胎儿早产、宫内死亡、新生儿窒息并可危及孕妇生命;糖尿病母亲妊娠后,如不积极控制血糖,胎儿可能出现循环系统发育缺陷、先天性心脏病等;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可导致早产、胎膜早破、绒毛膜炎及新生儿真菌感染等。
这些认识激励着“第二波临床研究”,该组织目前正和国立卫生研究所联合,希望获得更多的研究数据和血样,同时也在美国国会活动,希望放宽相关的对于孕妇研究的立法。人们对于孕妇和胎儿出于本能的保护,应该从更多了解开始,希望几年之后相关研究能带来更多突破,让准妈妈们有更多信息、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