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服用抗抑郁药物，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药物的使用率已提高一倍。在2000年，有2000万个处方中包括抗抑郁药，但去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3900万。

报道指出，虽然这种提高可部分归因于经济衰退，但专家认为误诊也是一大原因。事实上，英国《柳叶刀》杂志最近刊载的一份研究发现，在每一百名被医生认为属抑郁和焦虑的病患中，就有16人属于误诊。

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医生主要通过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来确诊患者是否患有抑郁症：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你是被情绪低落、沮丧或绝望所困扰?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你是否因无兴趣做事而困扰?

对此，莱斯特总医院精神病科顾问医生亚历克斯-米切尔医生表示：“从理论上来讲，医生不能仅仅依赖这两个问题判断患者是否患有抑郁症，虽然这是一个被英国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认证的抑郁症诊断方式。”米切尔补充说：“这不完全是医生的过错，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更长的调查。我们的发现，与病情轻微的患者相比，病情严重的患者一般不会误诊。”

不过，米切尔医生的研究还表明，每周至少有两名患者带着完全没必要、甚至不利身体健康的抗抑郁药物走出诊疗室。这使英国每年增加成千上万的抑郁症患者。最常见的抗抑郁药物为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这类药物有一系列潜在不良副作用。例如，食用赛尔特，有可能出现食欲不振、情绪不稳、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心律不齐以及提高白内障发病几率等副作用。

一名正在服药的患者克莱尔-摩根还发现停止服用这些药物非常困难：“医生说停止服用药物没有问题，但当我尝试着停药时，我发现惊慌恐惧的症状会变得极为严重，会让人想自杀。我甚至在网上搜索自杀的方法。我不想这样活着。”

但现在，一名研究人员已经发现，这些抗抑郁药几乎就是一种安慰剂——而该药物产业企图隐藏这一情况。在美国，英国赫尔大学心理学家欧文-科茨(Irving Kirsch)以《信息自由法》为由，获得了制药公司在为其药物申请许可时所提交的全部数据。科茨教授综合公开结果及未公开结果后发现，抗抑郁药的负面结果并未公开发表，而事实上所有品牌的SSRI都与安慰剂无异。科茨指出，更为糟糕的是，虽然制药公司及美国管理者都知道这一事实，但他们却选择将此事对医生和病人保密。他引用美国联邦药物管理局的一份内部备忘录称“对病人或医师没有实际价值”。这点表明，SSRI几乎就相当于安慰剂。

此外，科茨在提及谈话疗法时表示：“谈话疗法是一种更安全、更有效的选择。”事实上，克莱尔-摩根及其他多数病人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谈话疗法，而不是服用“有害的”药物。从2004年开始，英国临床优化研究所便温和向医生们推荐，通过谈话疗法来减轻病人的沮丧或焦虑情绪。

对此，最好的证据便是所谓的认知行为疗法(CBT)，该疗法旨在集中改变病人与负面情绪有关的思维。而且，认知行为疗法的效果非常明显：那些接受这种疗法的病人的复发率低于服用抗抑郁药的病人。一项研究显示，接受认知行为疗法治疗病人的复发率仅为5%，而服用抗抑郁药物病人的复发率则高达40%。

此外，生活在伦敦的36岁的化妆师路易丝-勒克斯顿(Louise Luxton)还发现，即使是那些在服用抗抑郁药物过程中获益的病人，也经常表达对提供帮助的临床医学家的感激之情。勒克斯顿患有焦虑症，她在服用一种名为“百忧解”的抗抑郁药物，但她表示“感觉很痛苦”。她说：“赛乐特曾在一段时间里发挥作用。但是时间一长，病情就变得十分糟糕。赛乐特根本就没有效果。”而真正有效果的是药物与谈话相综合的疗法。

“医生告诉我太焦虑时应该怎么办，而且他还找到了适合我的药物，真希望能更早遇见他。”路易斯现在已经幸福地结婚了，而且打算要一个小孩。不过，谈话疗法的病例很难找到。据精神健康基金会最近的研究表明，近3/4的医生给患者开了药物，因为无法进行谈话治疗。实际上，路易丝必须承担治疗费用。她说：“如果你没有那份钱，那么前景就会非常渺茫”。

三年前，英国政府宣布支出1.73亿英镑，训练一支由3600人构成的治疗师队伍。到2011年的时候，这些治疗师就能够遍布全英国，为受抑郁和焦虑折磨的病人提供治疗。领导该方案的大卫·克拉克教授对达到这一目标很乐观，他说：“到2011年的时候，所有治疗师就会到位，而且我们在未来三年内向另外90万名患者提供治疗”。

虽然英国政府宣布明年投资7000万英镑提供更多的治疗师和中心，但还未制定详细方案。对于克莱尔布言，她很明白这种供应的重要性。她说：“如果从一开始我就能够见到治疗师，那么所有的事情也许就会不一样。有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症状并不是抑郁症的表现”。“许多人说他们受益于抗抑郁剂，但当患者说他们服药后很难受时，医生需要表现的更加负责。增加药物使用量并非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