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上发布的一条信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由我国自行研制的艾滋病疫苗正式进入Ⅱ期临床试验。
一直以来,研制出能够抵抗艾滋病的疫苗被很多人认为是解决艾滋病这个世纪顽疾的根本途径。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世界各国针对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一直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从1987年到现在,世界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艾滋病疫苗临床研究有170多项,但由于种种困难,其中进入Ⅱ期临床研究的不到十分之一。
这次中国研制的艾滋病疫苗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呢?
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南郊高新区火炬路1260号的长春百克药业就是这只疫苗的“娘家”,4200平方米的研究中心和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车间令所有来过这里的专家学者赞叹不已。
“这里的研究环境和研究设备都是世界顶级的!”一位曾经长期在国外从事疫苗研究的学者来到长春百克药业后慨叹。“由于艾滋病疫苗研究的失败是家常便饭,并且目前在全世界的研究范围内看该研究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很多国外知名的研究机构都停止了相关研究,有些还在继续的也因大幅削减开支而显得步履维艰。”这名专家告诉记者。
“这是国内首个被批准进入Ⅱ期临床研究的艾滋病疫苗。”这次艾滋病疫苗研究的主要科研负责人孔维在接受《北京科技报》专访时说。
孔维在2002年初作为特殊人才被母校吉林大学聘为生命科学院院长,并在艾滋病国家工程实验室担任主任。之后,他在长春市政府资助下成立百克药业公司,出任总经理。
孔维永远不能忘记2005年3月12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当天上午10时08分,编号为001的一位男青年在犹豫了片刻之后,鼓起勇气走入广西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注射室,成为中国首位艾滋病疫苗临床观察接种者。这是国内首次开展艾滋病疫苗Ⅰ期临床研究,标志着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已与国际同步。
经过Ⅰ期研究结果证明,该艾滋病疫苗对49名疫苗接种志愿者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已被证明具备一定的安全性,达到了国际同类疫苗的水平。这些给了孔维很大信心,他介绍,这次艾滋病疫苗的Ⅱ期临床研究将分三个阶段,第一、第二阶段将选择HIV阴性的低危健康成年人作为志愿者,第三阶段选择HIV阴性的健康志愿者,其中包括部分高危人群。
“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和传统意义上的疫苗不尽相同。”孔维介绍说。
霍乱疫苗,麻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疫苗,它们的成分主要是减毒或者是灭活疫苗,也就是用被杀死或者减低活性的不会引起人体感染的病原体研制疫苗。这些疫苗在进入人体后,可以模拟真实但不致病的感染,使人体产生免疫反应。但是由于科学家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艾滋病毒的致病机理,因此运用传统方法研制艾滋病疫苗会对人体产生潜在的危险。
所以在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上,科学家另辟蹊径,研制出了DNA疫苗和重组载体疫苗相结合的疫苗方式。
“在已经成功的1期试验中,采用的就是两种疫苗结合的复合用法,一般是在志愿者上臂肌肉或者是皮下先后注射两针。第一针就是DNA疫苗,主要成分是失去活性的病毒遗传物质的一部分,第2针是重组载体疫苗,主要成分是失去活性的病毒蛋白的一部分。两针之间间隔1个月左右。”孔维说,这样能够增强其安全性。
2007年,美国默克公司耗时10年研制的艾滋病疫苗在临床试验时遭遇失败,证明现在的疫苗研制思路已经走不通,这直接导致全球艾滋病疫苗研制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孔维的信心也一度受挫,“但是,我们的疫苗和美国默克公司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默克公司的整个方案就是单纯的诱导细胞产生免疫,我们除了想诱导出细胞免疫,还希望细胞能产生出能中和病毒的抗体。”孔维解释说。
中国的艾滋病疫苗研究真的能一帆风顺吗?
“很有可能面临失败!”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中心主任张林琦教授在他位于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告诉《北京科技报》,“艾滋病疫苗做这么长时间了,大家都是打着90%失败的几率进行研究的,这个东西太难了,进入Ⅱ期试验,也就相当于我们刚刚进入足球场,还没有开始比赛,最后到底是输是赢还早着呢。最终的成功与否要在临床Ⅲ期才能评价。”
张林琦说,当某种致病病毒进入人体后,人体会识别出这些“入侵者”随之产生抗体,产生免疫反应。有些情况下我们的免疫反应会非常有效地把病毒清除掉,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却很难发挥作用。比如乙肝,绝大多数人在感染乙肝病毒之后,人体会自行清除病毒,但也有10%—20%左右的病人没有自身清除病毒的能力而变成乙肝的慢性患者,对于丙肝来说,则只有30%的人能够清除丙肝病毒。这说明,人体的免疫系统针对不同病毒清除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疫苗根本的工作原理就是充分利用了动物体内免疫系统的特点,科学家找到病毒抗体,用生物方法制造出类似病毒的疫苗,注入人体后,让人体对疫苗产生抗体,从而达到对病毒的抵抗。
“但是,艾滋病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个体产生的抗体能够把病毒完全清除掉,所以,科学家几乎没有目标可言。”张林琦教授说,根据目前的研究,艾滋病疫苗进入身体后,还得进行3年到5年的时间才能检验。Ⅲ期试验的主要目的是测试疫苗的有效性,即便是前两期疫苗都很安全,但是诱导出的东西对病毒没有抑制作用,整个实验也是不成功的。所以如果在Ⅲ期试验结束后,发现注射了疫苗的人比没注射疫苗的人的感染比率大大降低,试验才算成功。
“但是即使Ⅲ期试验成功的疫苗就真的能够一直有效吗?疫苗研制难就难在艾滋病病毒的变异速度很快,人体免疫系统有点跟不上病毒的变异。”张林琦教授说。
与其他病毒不同,艾滋病病毒的变异非常“聪明”。它们在复制的过程中错误率至少比人类高一千到一万倍。艾滋病病毒复制高错误率的代价就是一些变异后代的死亡,但是它的优势也很明显,就是药物对旧病毒有抑制作用的时候,它立刻就会有新的病毒出现,避开药物的侵害。以一部分病毒的死,赢得另一部分的生存,这是艾滋病病毒的生存策略。更为重要的是艾滋病病毒不仅仅在不同地区、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同一个个体内也具有多样性。这就使免疫系统很难对机体内所有的艾滋病病毒产生有效的免疫反应,疫苗试验必须在众多国家展开,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科学家在研制疫苗的过程中如果想成功,就要在病毒的变化过程中找到一些不变的东西,从而针对这些不变因素设计疫苗,使疫苗能诱导出针对病毒的抗体。
对此,张林琦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川剧的变脸,演员的脸、耳朵能变,但是脖子可能不变,但是脸、耳朵、脖子这些位置在艾滋病病毒上是什么位置,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并且,艾滋病病毒只能在人体外存活几秒钟时间,因而给专家利用动物进行病理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疫苗设计盲目性都很大,有点像“盲人摸象”,只能是在以前疫苗实验的基础上慢慢摸索着研究。
“针对病毒的这个策略,也许将来疫苗的研究需要一个全新的策略来应对它,也许能对付艾滋病的疫苗根本就做不出来。”张林琦说,现在很多艾滋病疫苗研究失败的原因是科学家们对免疫反应与疾病进程的相关性了解不足,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和发病机制尚未被完全阐明等,这都使得艾滋病疫苗的研发缺乏准确和可靠的科学基础。
2月22日在北京举办的亚洲艾滋病疫苗区域协商会议上,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法国科学家巴尔·西诺西坦言,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很好的针对艾滋病的候选疫苗,所以很难预测疫苗什么时候能研制成功。
巴尔·西诺西认为,目前研制艾滋病疫苗的方法之所以不会成功,是因为传统方法无法预防病毒的感染以及由病毒感染所引起的非常复杂的免疫激活反应。他希望对于艾滋病的研究全世界的科学家能够开创出全新的思路。
艾滋病疫苗研制前途莫测,难道,在艾滋病面前,我们只能束手无策了吗?
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医生、艾滋病专家张可告诉《北京科技报》:“现在,我们对艾滋病的了解存在很大误区,其实现在艾滋病患者依靠传统的药物治疗,存活时间已经达到30年以上。艾滋病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都可以依靠长期服药来控制病情。”
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教授提出了著名的“鸡尾酒疗法”,也就是联合使用多种抗艾滋病药物。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地抑制艾滋病病毒的复制,“鸡尾酒疗法”被认为是目前治疗艾滋病最好的一种疗法,虽然不能彻底消灭人体内的病毒,但却能稳定或减缓艾滋病病状。
张可说,其实,人类对艾滋病的恐惧完全来自于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还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得了艾滋病就意味着死亡,并且艾滋病又具有传染性,所以各国在宣传方式上采取的是恐吓政策。
但是,“鸡尾酒疗法”出现并取得很好的疗效之后,西方国家又开始用阳光的宣传方式进行普及。世界上最有名的艾滋病患者就是美国NBA的球星,“魔术师”约翰逊。他在1991年被诊断为是HIV携带者后,试用了当时新研制出的抗艾滋病药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携带病毒已快20年的约翰逊至今还很健康,时常参加篮球和公益性活动,还曾与姚明一同拍摄了一部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片。
2003年到2004年,张可曾经在河南某些地方发现,进行抗病毒治疗之后,当地艾滋病患者死亡率降低非常多。现在再到那些村子,人们已经不害怕这个病了,因为吃了药之后能活得很好。并且现在国家采取“四免一关怀”政策后,药物全部免费提供。
“我从1998年开始从事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工作,接触到的病人基本上没有去世的。”张可说。
上海市艾滋病治疗专家组组长、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卢洪洲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他说:“目前国内艾滋病诊治工作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HIV感染者未能及早被发现,如果及早开展抗病毒治疗,患者寿命可延长30年以上。‘鸡尾酒疗法’在感染早期使用效果更好。”
除此之外,其实艾滋病的传播几率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艾滋病有三种传播途径:母婴、血液和性。但艾滋病的传播几率实际上很低。这三种传播途径中,最主要的还是性传播,但是艾滋病在异性之间的传染几率低于千分之一,换句话说,即使你与异性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发生1000次性关系,而且正巧你的生殖器有损伤,你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只有一次。但如果戴上安全套,几率就会低到万分之一,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好的防治策略。
“但是,这也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注意艾滋病的防护,这个比率只是一个流行病学的概念,但具体到个人来说,碰到了就是百分之百。”张可说。
针对艾滋病疫苗研制动辄上百亿的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李楯告诉《北京科技报》,目前,艾滋病还没有进入中国每年致人死亡疾病的前十名,国家其实没有必要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时候,对这方面投入这么大的资金。
“在公共卫生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即使研制成功这项成果也不能惠及大部分的中国人。对于只有70万艾滋病患者的中国来说,以后购买其他国家的疫苗显然要比自己研制疫苗‘划算’。”李楯说,从公共卫生政策看,国家对艾滋病疫苗的投资,需要从研制的意义、资金、技术、需求等方面经过公开的、周密的、认真的决策。
“我认为,我国艾滋病疫苗研制的资金投入应该主要依靠企业和风险投资和融资。国家只是充当政策支持的角色,只能提供疫苗研制的启动资金,而不应该以政府投资为主。”李楯强调。因为,艾滋病疫苗研制的风险太大,这个风险只能由企业承担而不应该是国家承担。科研允许有失败,而国家政策不允许交学费。
“这是一个科学研究项目,很多科学问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成功失败界限,即使最后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程度,但是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科学上的信息,这些信息对进一步指导下一步的艾滋病疫苗研究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愿意成为别人的垫脚石。”面对种种困难,孔维说。